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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2020年第3期目录摘要更新时间:2020-05-27 23:02    

  “以土代火”与“四星聚尾”:杜甫献《三大礼赋》的政治文化背景及相关问题考述

  摘 要: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摘 要:对本质主义思考方式的超越,要求我们在建构现代性知识话语时应实现由向外模仿到向内寻求的自觉转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视界融合形塑了近代中国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价值的文化根基与本质内涵,从而也孕生了中国以复合性为取向的现代性范式。复合现代性指涉不同时空和主体之现代性要素在不同维度上的有机组合与互融互构,它承认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性的复杂性,同时又试图超越这些纷繁多元的呈现形式,而强调在价值、结构和实践维度上的指向性。在中国复合现代性范式下寻求恰适性政治秩序的系统建构,应以“集体正义”的政治价值观念、多维积聚的政治合法性、制度化的政治生活形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取向。

  关键词:现代性范式;复合现代性;集体正义;政治秩序;政治合法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 者:张振波,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研究人员;

  摘 要:现代性道路的多线论,是我们从学理上谈论中国道路的逻辑前提。西方现代化历程在文化理念、生存方式、经济逻辑和政治路径等层面均溢出了其负效应。西方现代性实践的负效应不是现代性本身必然带来的。中国道路应自觉反思西方现代性实践中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走既充分借鉴现代性文明因素又最大限度地避免现代性负效应的道路。从理论上展望中国道路的前景,应自觉建构传统与现代相综合,物质与精神并重,党的领导下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优化机制相结合的新型文明形态。

  摘 要:《魏书》中的“岛夷”之号,与南朝史书中“索虏”之号的来源、性质皆不相同,“岛夷传”乃是魏收所创立的史传叙事模式。北魏对南朝的实际称谓并不是“岛夷”,而是使用指称地理位置的江南或代表僭伪涵义的“伪齐”“伪梁”等名号。由纯粹指斥僭伪的称谓发展到包涵华夷之辨的“岛夷”称号,直接起因是侯景之乱导致南方政权急剧衰败,同时以华夷之辨为魏齐禅代制造正统依据。“岛夷”号的出现,乃是魏齐之际华夷观念变革的标志。华夷观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十六国北魏以胡汉族群区隔为标准,到《魏书》撰作的时代由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而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

  摘 要:州县摄官制度在唐代前后两期呈现出显著差异,其间缘由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唐以降,地方州县中活跃着大批自两京迁徙而来的侨寓士人。依托与朝廷卿相、地方牧守的亲故关系,侨寓士人成为州县摄官的重要来源。在岭南等地,甚至演变为一项地方人事惯例。对某些家贫无业的士人而言,摄官是一种变相的衣食之资、利之所系,而不仅是维系政务运转的人事制度。与摄官类似,唐后期地方行政中还有使府辟召以及正员州县官的荐授、奏留等选任机制。此类机制的萌芽虽可追溯至唐初,但均盛行于中晚唐,这多少都与士人侨寓风潮以及由此催生的仕宦“地方化”倾向存在某种关联。

  摘 要: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

  摘 要:西周文明中的人文理性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础,受20世纪反宗教思潮的影响,学界过去往往将其起源归结为对宗教的反动。分析以往关于西周人文精神形成的几种主要观点和殷周之变的宗教内涵,可以发现上述结论过于简单和片面,遮蔽了殷周之际中华精神演变的本来面目。实际上,轴心时代之前的中华文明依然处于宗教时代,殷周之变也并没有消灭宗教。不过,它完成了对殷商自然宗教的历史性突破而创立了一种新的伦理宗教,正是新的伦理宗教孕育了西周的人文精神。伦理宗教不但产生了新的至上神(天),产生了对于神意的新解读即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观,而且产生了天人之际沟通关联的新的渠道与形式,最终使得道德性天意所关照的社会领域不是减少而是扩大了,天人之际的联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因此,西周人文理性的产生虽然是传统自然宗教弱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新生的伦理宗教深化的产物,不理解新生伦理宗教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内生关系,不理解伦理宗教对人文理性的孕育开创之功,就无法揭开西周文明和精神的秘密。

  摘 要:俯瞰道学发展史,继朱熹张大之后,魏了翁是极为重要的一环。魏了翁较早将朱熹的著作带回四川,并几度兴办书院,让理学西出,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对光大蜀学起到重大作用。他不固守朱子学说,融合众说,写下大量著作,主张“求之六经反之吾心”。在蜀地多年讲学为政之后,伴随着影响的扩大与地位的升高,加之弟子的增多,以魏了翁为首的蜀学开始走向各地,受到普遍的注重。特别是魏了翁疾呼为周、程、张载立谥的实现,确立了道学此后几百年间独尊的正统地位,儒学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弘扬。这一行为,也确立了魏了翁在道统上承前启后的领袖地位。此后,南宋后期的战乱与宋元交替等社会变动,又使魏了翁的弟子等大批蜀地学者星散四方,客观的外力所带来的人的流徙让蜀学辐射各地,扩大了儒学的传播,最终藉元代的统一之势,达成道学的南北合流。从上述诸多的视点观察,魏了翁作为道学发展史上南宋的殿军和后世的开山,贡献甚伟。因发覆申论,试作鹤山新学案。

  摘 要: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安福县人数众多的草根阳明学者,虽无科举功名,却是阳明学在地方社会传播的主力。他们由讲学、研磨心性而扩展至教化乡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进而协助官府参与地方社会治理。作为阳明学者的乡绅自我认同的角色是“乡人之心”,他们的讲学和化乡活动是以“万物一体”的济世理想和责任作为精神动力,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起到长久的、潜移默运式的“风教”影响。

  摘 要: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是导致传统文化及其理论形态——中国哲学——受到贬抑的重要根源。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者努力探索传统理论现代转型的路径。他们从现实的事功需要出发,以西方哲学的思辨框架对中国哲学进行批判和改造。然而这种努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和特色。中国哲学具有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认知世界的独特思维模式、处理现实问题的独特价值立场,具体表现为对“道”的皈依立场和以道之“正”治世之“不正”的理论旨趣。只有重新回到这一本质和根基,确立以“道”为价值根据、以“正”治现实问题为学术立场的哲学发展思路,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重建中国哲学面向现实的自然、自由、自主发展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摘 要: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其德文、英文著作中的“民族”字眼,可以发现其民族观揭示了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两条形成路线,都经历了“部族”阶段,并且分别以建立古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为各自发展的高级形态。这就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强调“现代”这一时代定位有了出入,从而为拓展其适用性提供了可能。无论是梁启超1905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国家主义创造,还是顾颉刚1939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论证,很多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暗合。费孝通1939年运用“族团”(ethnic union)概念与顾颉刚进行商榷,难说构成民族对等意义上的学术对线年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阐发,则更多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国化实践智慧的总结,但其核心概念“民族集团”的使用比较随意,也缺乏定性分析,这都源于其始终没有认识到乃师史禄国英文写作中运用的ethnos实际上是希腊语εөνοs的拉丁转写。“中华民族”在梁启超、顾颉刚看来就是属于文化族类而非种族、氏族、部族的“汉族”或“汉人”。只有以马克思民族观为基本规范,才能解决政治学、民族史学科分割带来的认识局限问题,从历史的镜像看到清末民初民族关系结构变革的历史真相,进而建立“一族多线”的中华民族国家观。

  摘 要: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均有“从人”简。“从”意为“合从”“从亲”,专指关东六国缔结盟约,联合抗秦。《岳麓秦简(伍)》013-018简表明,至晚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以后便兴起从人狱,故赵将军乐突及其亲属、舍人均被列为从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从人狱波及全国,历时长久。从人及其亲属、舍人除被处死刑者外,均被输往巴、洞庭、苍梧等边境郡县,从事制盐、种田、土木工程等劳役,终身不得赦免。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才因某突发事件,赦免部分故代从人。秦始皇对从人的态度反映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议帝号诏和三十七年会稽山刻石中。

  摘 要:汉代以来,《诗经匏有苦叶》歧解纷呈,号为难读。历代诸家解释大致可归为刺淫、审时两说,均不脱先立旨、后说诗的俗套。今人立足文本的新见解虽能一扫旧说,还其民歌面目,却因其“四章不接”而遭诟病。若能以场景解释法来解读文本,则可得到一幅以婚恋为主题的不同时节的渡口风俗画,从而也避免了传统解《诗》先入为主的思维局限。

  摘 要:宋代之后,陶渊明诗歌的诗史地位逐渐牢固树立起来,这固然得力于其自身的魅力,但在接受中日益走向经学化、经典化和意境化则是它被普遍褒扬的三大基本原因。陶渊明人品经历了一个由高尚化而儒学化的过程,作品经历了一个由支流化而主流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大致在宋代之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崇高化和经学化。苏轼之前,陶渊明主要被看作二流作家,苏轼评价陶渊明“李(白)杜(甫)莫及”的惊天言论对于重新定位陶渊明一向不算很高的诗史一流经典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陶诗意境美的发现与宋代苏轼、范温、元代方回、清代钟秀和近人王国维等关键读者的揭示密不可分。陶诗的经典化和经学化几乎是同步和交融的,它们虽然抬高了陶诗地位,其弊端是难免造成对陶诗非儒家特点和艺术特点的遮蔽,而意境化则披文入情,由情寻理,是对陶诗本质艺术特点的澄明。

  摘 要:天宝九载崔昌所献“以土代火”说系本之于阴阳家邹衍所创制的“终始五德”说,并历经隋王通、唐王勃、李嗣真等人的不断阐释,当朝廷集议讨论此说时,又适值“四星聚尾”的特殊天象发生,此天象历来被认为是有德受庆、无德受殃之兆,玄宗遂决心采纳崔昌之说,于十载正月举行三大礼、宣扬“以土代火”,制造有德受庆的虚假盛典以弥缝“四星聚尾”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河北安史之徒则径将此天象看作“昊穹有命,命燕革唐”之谶,遂开始潜构逆谋,以图金土之相代。崔昌献“以土代火”说的背后是天宝末李林甫、杨国忠两大集团的政治博弈,而杜甫此时献《三大礼赋》表明其与李林甫集团的政治立场具有一致性。通过《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封西岳赋》等诗文可知其与崔昌、卫包的关系亦较为密切,相关诗歌的编年亦需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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